一、问题的提出

“后时代”指以某人某事为划分点或里程碑之后的时空，具体而言是指具有较大影响的事件结束后，其影响仍旧存在，并处于新旧交替过渡的一段时期。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成效是指以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各级别评审结果的颁布为时间节点，各教学成果的后继推广的成效，具体指时间上的延伸效果与空间上的立体呈现形态。在时间上表现为教学成果效果的长久性，即在获奖后发挥实际效用的时间长短，在空间上表现为围绕该教学成果的专业建设、教学资源开发、团队建设等一系列相关资源的建设。成果奖的“后时代”建设成效取决于参与教学成果的各主体在“后时代”空间范围内的资源整合互动状况。从建设主体上看，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应由行政部门、行业企业、研究院所和职业院校等利益相关主体共同参与；从建设内容来看，应包含成果的日常化建设、成果的持续推广与成果的再创新。总之，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是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实体价值的传播与应用阶段，其建设质量与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设置意义。那么，成果奖“后时代”建设质量的影响因素包含哪些方面？获奖单位或个人在成果奖“后时代”建设中遇到何种困难及瓶颈？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应采取哪些措施应对？为此，本研究运用访谈调查法收集16位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主要完成人的文本资料，并采用NVivo12质性分析软件对其内容进行分析，以发现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掣肘问题，并进一步提出相应的改革策略。

二、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掣肘问题内容分析

（一）对成果奖“后时代”建设的认识不全，发展动力不足

从文本资料来看，一些职业院校或机构在获奖后缺乏对“后时代”建设的重视，未做到坚持建设。部分被访者表示成果团队在申报上投入精力较多，获奖后动力大大降低，表明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缺乏长效性，成果奖建设主体对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设置的根本目的的理解尚存在偏差。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后时代”建设主体对成果受众理解片面。优秀的职业教育教学成果既有促进经济发展的社会功能又有促进学生职业发展的育人功能。但部分成果建设者（特别是职业院校）更多考虑获奖头衔给其带来的外在效益，如学校荣誉、招生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提升，往往忽略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最终受众为师生群体，导致获奖后的成果“后时代”建设缺乏动力，极大程度上削弱了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设置的现实价值。第二，“后时代”建设与专业建设脱节。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是以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为目标，以技术创新为导向，以专业（群）建设为依托的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成果奖“后时代”建设与专业建设应是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整体概念，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如若脱离专业建设谈成果建设，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则失去未来发展的根基，若脱离成果奖建设谈专业建设，则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效果将大打折扣。但部分职业院校二级学院负责人和专业带头人将教学成果和专业建设当作两张皮，未做到将专业建设中的成果切实转化为实际教学成果，无法在职业院校教育改革发展的进程中将两者有机结合。因此，如何将“后时代”建设与专业建设“两手抓”是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建设参与主体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二）成果奖“后时代”协同效果欠佳，传递机制失灵

基于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是社会、经济与文化交织场域的教育改革实践活动，参与主体的合作深度、广度及持续度共同影响“后时代”建设的质量与效果。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中的“协同”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协同是指参与“后时代”建设的政校企研等利益主体间形成的合作结构，包含合作方式及合作行为等，是较为宏观层面的职业教育教学改革行动模式；狭义的协同是指职业院校、职业培训机构等主要承担育人工作的实体，围绕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主题进行的合理化组织管理模式的设置、高质量教师团队的组建等一系列匹配性行动。

总结文本及数据可知，广西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从广义上看，协同问题主要体现在校研合作及校企合作效果不佳。一方面，部分被访者表示职业教育科研机构“宏观多，落地少”，在一定程度上仅停留于概念阐释和理论论述上，真正指导实践的功能较弱。另外，其为职业教育改革提供的智库服务体系缺乏创新，如科研成果的内容难以触及职业教育教改的难点和痛点，成果的形式拘泥于文本形式，成果的平台建设缺少投入等，均影响职业教育科研院所作用的发挥程度。另一方面，校企合作的自组织体系滞后于成果奖的“后时代”建设。校企合作停留于政策驱动层面，合作尚未紧密化、制度化、自主化，导致在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资源的共享机制上出现传递失灵的现象。二是从狭义上看，协同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部分“后时代”建设者的创新意识及创新能力较弱，专业能力提升与职业教育发展缺乏协同。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总结提炼的螺旋上升过程，是一项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常态化活动，当成果真正融入日常教学时职业教育改革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但部分职业院校对成果的再提炼不够重视，教师培训缺乏体系化、制度化的安排，导致部分教师专业能力发展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教育改革提出的新要求，形成“后时代”建设被职业教育发展逆推的局面。另一方面，“后时代”建设的人员配备与人力资源规划不相符。由于客观因素造成的人员变动也是影响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如重要成果完成人的退任、调任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不可抗力因素下“后时代”建设工作任务管理体系更新上的不足。还需另外说明的是，部分被访者表示疫情对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也产生极大影响，主要体现在教师培训、实训基地建设与使用不足方面。

（三）成果奖“后时代”建设外部保障失范，制度供需不平衡

外部保障机制是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运行机制中最基本的支持性机制，为其建设发展提供基本依据，是打造“后时代”建设生态必不可少的一环。由编码数据可知，广西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的外部保障机制建设的不足主要体现在物质建设、投入保障及激励监督机制三个方面。

制度建设是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的制度建设存在以下问题：其一，政策设计泛化。从反馈的文本资料中不难发现，大多数被访者指出虽有相应政策文本作为成果建设的参考，但大多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进行指导和规范，制度执行力较弱，导致其对成果奖“后时代”建设参与主体合作行为的约束效果不理想。其二，政策涉及范畴不全面且更新不及时。职业教育政策与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应是共同发展的相成关系。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职业教育政策发展虽具有“路径依赖”的客观规律，但随着中国近年来职业教育改革的迅猛发展，部分职业教育要素，如学制、升学意向转向、职业教育外部环境等，均发生重大变化，进行了分化组合，这要求职业教育政策的内容覆盖及侧重也应随之产生变化，为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提供覆盖性更高的发展基础与制度保障，为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提供更多创新增长点。

充分的物质保障是多利益主体共生状态下进行长效合作机制构建的必要途径。根据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需求，其物质保障是指维系利益相关者共治体系的各种资源，包括人、财、物、信息、组织等。从编码数据及文本内容上看，投入机制的建设是广西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的痛点问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总体资金投入不足。超过半数的被访者表示“后时代”建设资金不足，主要体现在合作办学资金、资源平台建设经费、推广的成本覆盖等方面。物质保障投入不足易导致校企合作、实训基地的建设等方面建设动力不足，合作链条的维系缺乏稳定性，极大地削弱了“后时代”建设的持续性。其二，物质分配不合理。专业建设是职业院校提升整体办学水平，从根本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也是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必须关注的重点问题，专业建设投入的多少将直接影响成果奖建设质量的好坏。当前，广西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对专业建设投入的针对性较弱，如专业建设配套实训基地建设、资源的开发与使用方面投入不足，未抓住“牵牛要牵牛鼻子”的精神要领，忽视专业建设对“后时代”建设的重要引领作用。

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是从组织管理层面激发“后时代”建设参与者自主性和积极性的有效手段，能为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合作氛围。从编码数据来看，广西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激励监督机制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主责部门监督职责不明晰。“后时代”建设的监管机制尚未完善，参与成果建设管理的各级单位管理权限不清，出现交叉监管和多头监管的乱象，导致“后时代”建设的各个运作环节协调性差，效率低下。其二，评价体系缺失。在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过程中，对于合作主体行为及合作过程和效果的监督评价极为重要。当前，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评价机制仅停留于项目的评审阶段，成果后续如何建设、如何维持等问题都未从国家或地方层面做出规定，“后时代”建设阶段性评价监督体系建设尚处于制度的真空地带。另外，在微观层面，对于成果应用与实施的院校或机构的教学效果与质量也缺少完整的评价与奖励机制，不利于“后时代”建设的长效化发展。

三、讨论及建议

从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的本质特征来看，其“后时代”建设是一项艰难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具有极强的复杂性与反复性，因此，在发展建设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转化难、推进难、创新难、持续难”的现象及问题。针对当前广西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探究我国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的改革提升路径势在必行。本研究认为，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必须形成政府给予保障、行企提供资源、科研支撑服务、院校切实实践的良性共生体系，形成资源畅通的流动链条，以支持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的长效化发展。

（一）明确原旨定位，增强成果可持续发展根本动力

从个体的全生命周期来看，人是在不断生成中实现自我完善的，职业教育在提升人的文化素质及技术技能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职业教育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5]。打造高品质的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并非是追求速战速决的“游击战”，而是一场忠于战略部署的“持久战”。其中，“后时代”建设质量是衡量成果价值属性必不可少的标准。获得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也并非是一项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方案的尘埃落定，而是接续创新发展的又一起点，职业教育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其教育育人的根本作用。因此，参与主体应明确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设置的根本目的，以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为目标，以实际问题为导向，以教学成果培育阶段性成果为基本发展脉络，厘清当前职业教育教学的痛点、难点，制定符合学生基本特征与未来发展方向的教育教学改革方案，着力发挥职业教育育人和促进就业的双重功能。另外，应注意专业建设成果与“后时代”建设成果的合理转化。以专业特色化建设带动成果奖“后时代”创新发展，并及时将成果奖“后时代”阶段性建设成果融入职业院校专业发展中，注意避免将微观层面的“教学改革”成果当成宏观的专业建设成果，忽视各项“教学改革”成果间的关联性。

（二）加强共同体建设，形成协同合作创新团队

职业教育是对接产业最密切、服务经济最直接的教育类型，承担着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任务。当前中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大批新技术、新业态不断涌现，一方面对职业教育的资源搭建与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又为职业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因此，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应着眼于全社会的现实需求，形成一套符合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后时代”建设合作机制。从宏观层面上看，“后时代”建设各参与主体明确职责定位、精准合作是首要前提。首先，科研机构及研究院所应加大应用性职业教育研究，从实践出发指导实践，研究成果既要高屋建瓴又要脚踏实地，坚持“研以致用”“研以促改”“研用结合”的原则。同时，拓宽科研成果呈现形式，采用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职教科研成果宣传方式，化被动邀请为主动服务，成立专门的科研成果推介宣传小组，大力解释宣传职业教育科研成果的应用价值及范畴。其次，围绕成果奖“后时代”建设形成校企合作的长效化科学运行机制，制定清晰的合作条例，明确教、产、学、研各方面要求，平衡职业院校、企业、员工、教师、学生等利益相关者的实际需求，利用政府专项资金引导，由职业院校提供场所、人员，企业提供技术及设备，形成稳定的资源双向供给的合作模式。与此同时，应充分利用好区域一体化的天然平台及其发展优势，充分挖掘区域教育资源以助力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后时代”建设与发展。同时，在区域范围内召开成果奖“后时代”建设经验交流大会，组织各获奖项目成员集中推广成果与应用的宝贵经验。从微观层面上看，职业院校应加大师资培训与考核力度，加强与企业的交流与合作，促进职业院校教师自身专业化发展，打造一支能不断推进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创新的高质量师资队伍。另外，应以校为单位，围绕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形成专门的“后时代”建设领导小组，联合企业有关人员及校内教师、研究人员定时召开阶段性成果总结会，及时交流工作内容，同步共享“后时代”建设进度，既督促教师的日常教学行为，同时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人员变动造成的管理混乱的情况。

（三）强化外部支持，完善“后时代”建设保障机制

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是一个复杂的协商、合作、互动的过程，有效的外部保障有助于形成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良好环境。首先，加大对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做好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兜底保障。同时，职业院校应重点加大对专业建设的投入，做到“质量”“特色”两手抓。其次，政府应充分发挥其统筹及协调的重要作用。针对职业教育整体发展，应结合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要求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多元需求，加强与职业教育领域专家的交流与合作，及时颁布与修订职业教育多元共治健康发展的法律法规，为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发展提供充足的制度基础和空间。针对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本身，建议从国家或地方政府层面制定“后时代”建设监管制度，规定以年为单位上交“后时代”建设成果报告，专门组建第三方评审机构或委员会，采用材料审查和实地考察的方式对获奖成果的实际应用情况进行查核，并实行配套的奖惩措施，对成果奖“后时代”建设完成出色的学校、机构或单位给予一定奖励。最后，应围绕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形成各主体共同参与的科学管理体系，实行归口化管理，明确职责划分，并作为成果奖“后时代”建设效果评价的重要指标，各参与主体的领导者应充分发挥自身的管理职能，明确任务分配，组织阶段性成果报告，保障职业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后时代”建设进程稳步推进。

来源：节选自《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3年第32期